以PM2.5為代表的大氣污染，已成為威脅我國人民健康、影響社會和諧的重大環境和民生問題。PM2.5治理被納入各級政府議事日程，一系列治理措施陸續出臺。在PM2.5首次被納入環境空氣質量新標準后，根據相關部署，我國今年將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開展PM2.5等項目監測，2015年覆蓋所有地級以上城市，2016年有望出臺PM2.5國家新標準。
　　
　　PM2.5國家標準制定的主要依據是什么？如何準確、科學、及時地做好PM2.5數據監測？日本又有哪些治理經驗值得借鑒？
　　
　　針對以上問題，記者專訪了日本環境監測著名專家紀本岳志。他表示，現階段中國治理PM2.5，需從標準制定、監測技術、人才培養這三方面入手，結合本國污染現狀和經濟發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采取針對性強的治理措施。
　　
　　標準制定要符合本國實際
　　
　　科技日報：美日等國已經形成了成熟的PM2.5標準，而中國的PM2.5國家標準尚未出臺。您認為未來中國制定PM2.5標準應該考慮哪些因素？
　　
　　紀本岳志：自從美國于1997年率先制定PM2.5的空氣質量標準以來，許多國家都陸續跟進將PM2.5納入監測指標。如果單純從保護人類健康的目的出發，各國的標準理應一樣，因為制定標準所依據的是相同的科學研究結果。然而，標準的制定還需考慮各國的實際污染現狀和經濟發展水平。
　　
　　首先就PM2.5本身來說，中國大氣中的PM2.5濃度和成分就與美國、日本存在一定的差異，同時PM2.5的易感性（年齡結構、遺傳差異等）也有差別，如歐美國家高齡老年人口較多，易感人群比例相應會高于中國。
　　
　　其次，PM2.5事件表面上看是環境問題，但實際上也是經濟問題。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說，美國日本都是處于后工業化時代的發達國家，現階段環境問題對其經濟社會影響較小，而中國則正處于工業化發展時代，面臨的環境壓力要大得多。拿資金投入來說，日本治理PM2.5的成本大約是每人每年1000—2000美元，在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應該在考慮民眾經濟承受能力的基礎上，力爭做到治理資金利用效率最大化。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就像談戀愛需要找到適合自己的對象一樣，中國需要制定出符合本國實際的PM2.5標準，這個標準既要保證居民的身心健康不受威脅，同時也要與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治理要從精準測定開始
　　
　　科技日報：您長期從事PM2.5精準測定技術研究工作，您認為精準測定技術對中國治理PM2.5將會有哪些幫助？
　　
　　紀本岳志：因為大自然環境的變化有時候是不可預測的，PM2.5的各種化學成分也會因此發生變化，針對不確定性，首先需要精準地測定相關數據。準確的數據不僅能夠及時反映PM2.5的小時濃度值，還能精準地對其化學成分進行分析，進而找出大氣污染的主要來源和構成，可以為制定PM2.5治理決策提供可靠的數據基礎和科學依據。
　　
　　據我了解，中國目前大部分地區還沒有對PM2.5展開系統監測，一部分地區的監測數據還是比較粗略，只能監測一日平均濃度值。實際上，中國地域寬廣，每個地區的空氣污染程度不一，比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域的不同會導致顆粒物成分不同，因此每個地方的監測內容應當有所側重，這是有針對性治理大氣污染的主要依據。
　　
　　正因如此，我認為當前中國PM2.5治理即將進入精確測定數據的階段。借助精準測定技術和儀器，可以對PM2.5進行24小時365天連續不間斷監測，在獲取精確至每小時濃度值和詳細化學成分分析的基礎上，可以形成治理PM2.5“螺旋式”治理思路，即先精確測定數據，然后進行數據指標的比對，從而找出數據的差異，進而分析其原因，形成治理對策，在進一步的治理過程中，通過更加精確的監測數據，再找出原因，進一步調整治理策略，這樣不斷循環往復地進行，形成“螺旋結構”防治路線，這對最終的成功治理會有很大的幫助。
　　
　　專業人才培養刻不容緩
　　
　　科技日報：對于中國的PM2.5治理，從一名科研人員的角度，您還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紀本岳志：就是前面我一開始提到過的專業研究人才培養問題，中國現在就要重視這個問題。我的一個切身體會是，中國的PM2.5專業研究人才并不多，目前也沒有形成比較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可能這與中國在這方面的起步較晚也有一定的關系。
　　
　　之所以有這樣的感受，也與我本人的研究經歷有關。上世紀70年代我本人曾參與過美國環保總署（EPA）組織的PM2.5切割效率及化學成分分析實驗，從那時起我就發現在美國有大量的PM2.5研究機構和專業人員，還取得了世界性的權威研究成果。
　　
　　比如1973年年底，哈佛大學研究人員發起了著名的“哈佛六城市研究”。這項研究以美國東部6個城市8000居民為樣本，對大氣中PM2.5濃度對居民死亡的影響進行了長達16年的跟蹤觀測，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環境毒物和人類健康效應之間的關系，并對1997年美國率先將PM2.5列為檢測空氣質量的一個重要標準的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除了研究人員之外，中國目前還亟須大量的PM2.5相關設備儀器維護人才。如果沒有這些工程師的存在，監測設備就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這會影響最終的治理效果。
　　
　　環境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專業化人才，更離不開本地化專業人才，我認為，只有這些了解本國實際情況的本地化專業人才參與研究并提出解決方案，中國的PM2.5治理才能獲得最終的成功，因此相關人才的培養刻不容緩。我希望今后中日兩國政府和環保企業能在這方面開展有效合作，為加強中日科技交流合作、推進雙方環保事業發展以及促進中日睦鄰友好而共同努力。
　　
　　日本經驗：產學官結合治理不能實行“拿來主義”
　　
　　科技日報：日本在治理大氣污染方面有哪些成功經驗得中國借鑒？
　　
　　紀本岳志：日本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嚴重的大氣污染事件，上世紀50年代發生的四日市哮喘事件，就是因為工廠廢氣排放引起空氣中二氧化硫濃度升高，從而導致大量哮喘病患者死亡。針對嚴重的空氣污染現狀，日本采取了產學官結合一起努力解決的方法。比如在全日本大學設立公害問題學科，將培養出的年輕優秀人才，送到各地方自治體設立的“公害研究所”，以這個研究所為中心，依靠先進的大氣監測技術和儀器逐步取得污染情況的測定數據，作為政府和企業的對策依據。
　　
　　此外，日本政府還注重結合本國實際，有針對地采取一些治理措施。例如日本是島國，四面臨海，空氣濕度大，大氣環流運動頻繁，研究人員就利用這個自然條件，順著風向追溯污染源的方位，甚至還可以定位造成污染的工廠具體位置，與此配合的是把工廠煙囪升高，借助風力減輕地域的污染，將大氣污染物排放到廣闊的太平洋上使之稀釋擴散。
　　
　　再比如，PM2.5氣溶膠的一個主要成分是硫酸離子，硫酸離子的主要來源是工廠排出的二氧化硫。在上世紀70年代，當時石油的價格比煤炭要便宜，一桶油只要2美元，因此政府全部停止了煤炭的使用，并將之轉化為石油資源。通過“煤變油”，大大消減了二氧化硫的產生，大氣污染現象得到有效遏制。
　　
　　在借鑒他國(guo)(guo)的治理(li)經(jing)驗上，很顯然，并(bing)不能實行完全的“拿來(lai)主義(yi)”，需要從(cong)自(zi)身的具體情況出發(fa)，因地(di)制宜地(di)采取治理(li)措施。例如(ru)由(you)于地(di)理(li)條件的不同(tong)，以及所處(chu)的經(jing)濟環境不同(tong)，升高煙(yan)囪的和(he)“煤變油”這些(xie)具體做(zuo)法(fa)無法(fa)在中國(guo)(guo)實現，但(dan)日本注重(zhong)產(chan)學官結合的治理(li)思路以及重(zhong)視相關人才(cai)培(pei)養的做(zuo)法(fa)值得(de)中國(guo)(guo)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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